The Human Condition by Hannah Arendt

王寅丽 译

P.178

行动向制造转化的模式是多么一贯和成功，从整个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所用的术语中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证实，政治理论和思想如果不使用手段和目的的范畴，并以工具性来思考的话，就几乎不可能讨论问题。……这样的思想迫使人们承认，一切手段只要有效，就是允许的，对追求某些被定位为目标的东西来说是正当的。我们也许是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内在危险后果的第一代人。然而，只靠附加一些限制条件——例如不是所有手段都是允许的，或在某些情况下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来摆脱这个陈旧的思想道路是行不通的；这些限制条件要么把某一道德体系视为理所当然，可见其喋喋不休的训诫恰恰证明它并非理所当然的，要么正好被它使用的语言和类比所挫败。因为，说目的并不能为所有手段辩护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目的之定义就在于它为手段提供了辩护；自相矛盾暗示了困难的存在，不能解决这些困难，就无法令人信服。只要我们相信在政治领域里我们是在跟目的和手段打交道，我们就无法防止任何人用一切手段追求他所认定的目的。

The Human Condition by Hannah Arendt

P.101

[49] Das Kapital, III（《资本论·卷三》）, 873, 在Deutsche Ideologie（《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声称“共产主义革命……消灭劳动”（P.59），在前几页（P.10），他却说只有劳动才使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

P.85

对于所有其他动物物种来说是其存在本质的生命，对人却变成了一个负担，因为人内在地“抗拒（生命的）空虚无益”。因为生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它实际上是被作为生命基本需要的必然性强加于人的，而没有哪个所谓的“崇高欲望”具有同样程度的紧迫性。在现代，奴役变成劳动阶级的社会状况，因为人们感到它就是生命自然状况本身。奴役生活无处不在（Omnis vita servitium est）。

P.104

[83]Simone Weil（西蒙娜·韦伊）……得出结论说，希望从劳动和必然性中永恒地解脱出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因素，同时也是所有被马克思主义所推动的劳动革命的实际动力。它才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P.95

激励着马克思和各类工人运动中最优秀成员的希望——自由时间最终将把人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并让劳动动物富有创造性，建立在一个机械论哲学的幻觉之上，就是假设劳动力像任何其他能量一样是守恒的，如果劳动力在生命的苦役上没有消耗完，就会自动地培育出其他“更高级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指引着这个希望的榜样无疑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而且马克思相信未来通过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城邦的理想不需要奴隶来维持就完全可以实现。在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年间，我们认识到这个推理的谬误之处：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侈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质，相反，它包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对象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

They always says that time changes things, but you actually have to change them yourself.

-Andy Warhol

他们总是说时间会改变事情，但事实上你得自己去改变它们

——安迪·沃霍尔

摘自《安迪·沃霍尔的哲学：波普启示录》

一个人之所以会不快乐，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一个人在室内安静地独处。

——法国哲学家及数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

摘自《不可思议的惊奇：格伦·古尔德的生平与艺术》

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周围有多少正常人会愿意接受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即付出缩短寿命的代价，确保完成他们的一切事业梦想。极权主义宣传，甚至是某些极权主义机构，符合了新的无家可归群众的需求，但是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如果他们进一步受到失业的经常威胁，会高兴地默许一种“人口政策”，其中包括定期消灭多余的人，又有多少人一旦掌握了逐步承受现代生活重担的能力，会乐于和一种制度保持一致，自发地消除责任感。

摘自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每当平等本身变成一种世俗的事实，没有一种衡量或解释尺度，那么只有1%的机会，可能被承认为一种简单的政治组织操作原则，在这之中，在其他方面不享平等的人可以有平等权利；在99%的机会中，平等会被错误理解为每一个个人的天性，如果他同别人一样，他就是“正常的”，如果他用别人偶然不一样，他就是“不正常的”。平等从政治概念到社会概念的这种逆转，在社会几乎不给特殊群体和个人留出空间时尤其危险，因为在这种时候，它们之间的区别特别触目。

摘自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

——胡适1930年寄杨杏佛

很久以前——那是十八世纪——文学和英语的一位伟大而古怪的捍卫者——那是约翰逊博士——在其《词典》序言中写道：“每个民族的主要光荣都来自其作家。”

我怀疑，这个立论哪怕是在当时，也是异常的。而现在就更异常了，尽管我认为依然是真理。哪怕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当然，我指的是永久的光荣，而不是转瞬即逝的。

——苏珊·桑塔格《同时：小说家与道德力量》开篇

PS:《同时：小说家与道德力量》为苏珊·桑塔格身前的最后一次演讲题目，也作为其接近完成的最后的随笔集《同时》的标题。

http://www.douban.com/subject/3404727/

我自认在很多重要局势中能看得清楚。这点本身并不难达到，然而却有点不寻常。依我之见，一个人要超越其所处环境的压力和超越对事实视而不见的自然倾向，这与其说是一个关乎高度或敏锐的才智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关乎正确判断力、善意和某种勇气的问题。对事实视而不见的自然倾向，是一种诱惑，它源自我们的直接利益和源自各种问题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恐惧。一位法国随笔家曾说：“当你寻找真理，最可怕的是你找到它的时候。”你找到它，你便再也不能听任自己跟从你的个人圈子的偏见，或接受流行的陈词滥调。

——维克多·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

摘自苏珊·桑塔格《不灭：为维克多·塞尔日辩护》

被割断历史的民族与阶级，它自由地选择与行动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与阶级。

——约翰·伯格

摘自陈丹青《荒废集》中《历史与观看》一文之题记。

无产阶级专政在本质上是其先锋队的“专政”，即作为无产阶级主要领导力量的党的“专政”。

——斯大林

亨廷顿在1968年的著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引用这句话并写到“西方学者把这句名言看作是他不久建立的那种冷酷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前兆和合法依据。但是，这句名言还可以被看作是列宁经常强调的政治至高无上这种观点以及布尔什维克政治现实主义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政府统治是依靠政治制度，而不是依靠社会势力。党可以进行，而阶级不行：专政必定是一个党的专政，即使它是以阶级的名义出现的。”

如司汤达当初一样，帕韦哲再度发现爱情本质上是虚构；这并不是说爱情有时导致错误，而是爱情本质上就是一个错误。被人们当作是对另一个人的爱慕之情的东西，揭去其伪装的话，其实是孤独自我的又一次舞蹈。

摘自苏珊·桑塔格《作为受难者之典范的艺术家》

译者程巍作注：切萨雷·帕韦哲：Ceasare Pavese（1908-1950），意大利作家、诗人、评论家、翻译家。意大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过渡到战后新民主文化阶段文人投入政治、社会的代表人物。终其一生都在对自己及与他人的关系的分析中挣扎。1950年自杀。他是战后在意大利文化界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埃伊瑙迪出版社的创办人。

PS: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惊于其表述恰恰契合我自己的体验。然后我读到了下一句“容易看出这种情爱观如何特别适合现代作家的使命。”心中居然满是欢喜。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毛泽东

摘自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1893.12.26-1976.9.9）接受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的书面采访中对“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这一问题的答复。根据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

注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指美国总统罗斯福（1882-194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来源：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08年8月14日图片新闻精选第13页

图片来源：http://www.chinese.wsj.com/gb/20080814/PHO173706.asp?source=channel

为修建高速路、拓宽街道以及其他城市改造工程，东京动迁了5349户居民，平均每户人家得到1000万日元补偿金（当时相当于28000美元）——这笔钱的大约半数就足以买下业主房产，另一半则完全是补偿拆迁为业主带来的不便。很多人选择到市区外围买地新建木结构公寓，自己只住一套，其他的房间都租出去；没用完的钱到银行存定期，利率有7%，或者投入股市，平均市盈率有12%。这笔钱让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好，日本媒体不无眼红地把这些动迁户叫作“奥运会暴发户”。

摘自2008年7月31日出版的第一千二百七十七期《南方周末》D28版报道《“我以《东京奥运会》为耻”》，作者李宏宇。当然《冬季奥运会》是指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官方电影——由日本导演市川昆指导。但日本人却很不满意这部电影，于是有了标题中的这句话。

权力变成政治行动的本质和政治思想的中心，是因为离开了他应该为之服务的政治社群。

——汉娜·阿伦特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卡尔·马克思

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林语堂

PS：许知远最新的专栏文章《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值得一读。

很明显，书籍中的照片，是影像的影像。

摘自苏珊·桑塔格《论摄影》中《在柏拉图的洞穴里》

译者黄灿然在此作注：书中的肖像照之于肖像照，就如肖像照之于某个人。

PS:苏珊·桑塔格在这篇文章中提醒人们书籍中的照片与真正影像的不同。“但是，由于一张照片首先是一个印刷的、光滑的物件，因此当它复制在一本书中时，它的基本素质也就不像绘画丧失得那么厉害。不过，书籍仍不是让大批照片进入一般流通的完全令人满意的形式。观看照片的顺序，是由书页的次序制订的，但是却没有什么来规定读者按照安排好的顺序看下去，也没有什么来指示每看一帧照片应花多少时间。”

这让我想起，陈丹青在《退步集》中反复强调的，观看原画与阅读印刷品所受到的教育或感受的巨大不同。

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Samuel Johnson

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塞缪尔·约翰逊

1775年4月7日Samuel Johnson（塞缪尔·约翰逊）说出以上的话，成为对爱国主义最有名的论断之一。可以肯定其指向是虚假的爱国主义即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中文简体“爱国主义”之语义。或者说究竟是什么样式的爱国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无赖的批判。

塞缪尔·约翰逊作为英国历史上有名的文评家、诗人、散文家和传记家，其独立编纂了《英语词典》。死后他被安葬在大师和天才云集的The Collegiate Church of St Peter, Westminster/ Westminster Abbey（西敏寺/威斯敏斯特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