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the Southern Weekly and its readers
致南方周末及其读者

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he tie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我希望继续维护我们两国间的关系，

and congratulate you for contributing to the analysis and flow of vital political information.
并祝贺你们在分析及传递关键政治信息上的贡献。

An educated citizenry is the key to an effective government,
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个有为政府的重要前提，

and a free press contributes to that well-informed citizenry.
而出版自由对这一有智识的公民社会大有助益。

是的，又是TED。作为古典乐迷，对本杰明·仓德(Benjamin Zander)的观点非常有感触。希望人人都能感受和喜爱古典音乐。

（点击Viewsubtitles选择Chinese (Traditional)可调出中文字幕）

TEDtoChina的相关介绍：http://www.tedtochina.com/2009/10/27/benjamin-zander-on-music-and-passion/

另外TEDtoChina一周年，祝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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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现任《财经》杂志主编

我算是出生在新闻世家，进入新闻行业看似顺理成章，其实是阴差阳错。当年本来想考北大中文系，却被人民大学新闻系录取了。

“文革”期间，中国新闻业受到严重摧残，“两报一刊”事实上成了“政治娼妓”（列宁语）。“文革”结束后上大学，我最初不太想上新闻系，分配到新闻系，只有上，系无奈。不过我的大学生涯正与中国改革的启幕同步。4年学业完成后，我想，既然做新闻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

改革是艰难的，经济改革既如此，中国新闻业的变迁只有更难。但改革以及由改革驱动的中国进步，是时代的大趋势。我做职业新闻人27年，有过许多兴奋与沮丧，信心与失望。中间犹豫过，要不要这样做下去,可总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放弃追求，因为希望总在，虽然通向希望的路并不是笔直宽阔的。这些年，兴奋与信心越来越多了。我想我的路是选对了，觉得自己是幸运者。

《财经》的创刊号，就发表了很有影响的报道：谁为“琼民源”负责？是大家所说的批评性报道。接下来，《财经》揭露了很多股市操纵的案例，以及其他经 济领域的问题，比如《君安震荡》《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谁的鲁能》等等，当然，压力也非常大，包括利益集团的非议。我觉得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对于未来，我当然希望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矛盾逐渐理顺，市场规则得到真正的尊重，公开、公正、公平得到进一步的保障，记者没有那么多的“黑幕”可揭露。另一方面，我又希望媒体有更大的空间，不承担那么多的压力，媒体人可以安心而尽职地履行媒体责任。

我觉得，我和《财经》见证着中国转型期的整个社会经济现象，对它的复杂性的理解，是很多时候回过头才能看到的。我觉得中国的记者需要独立的认识能力，需要理解转型中国的成熟的、有理论支撑的复杂认识框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能需要比我们杰出的外国同行更多的努力，才能做好我们的事情，不负记者的使命。但机会肯定是有的。

对中国的事情，我最不会做的就是预测。我经历过“文革”十年，从1966年的中学生停课到1976年的“四人帮”倒台。我愿意承认，在当时的每一次跌宕之中，我都从未预测过将来如何。何况此后我们又经历了改革开放艰难挺进的30年。甚至11年前创办《财经》，我自己对《财经》也无甚预测，更谈不上长期预测，就是在一直努力做着，就到了今天。

现在年长了，见得多也想得多。我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对今后进行长期预测，非我的能力可及，甚至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就在想，我们期望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每人心里有个梦，英文叫vision，中文有译作“愿景”。然后就是扎实地努力，向这个愿景靠近。愿景可能总是很远很远，我作为乐观主义者，也得不断调整，然后努力地靠近着。或许，通过今天这种努力，外人可以窥知我对未来的“预测”。所以，我只想回答：想知道我对40年后的中国有何遥想吗？请检索我今天的脚印吧。

我只想，应当无愧于未来，其余的只有后人来说、来做了。

2009年10月12日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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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是一种古老的人类活动，也是一种标明人类文明的行为。仪式在人类文明中如此独特，以至于人们在仪式中的感官感受被命名为“仪式感”。仪式也是一种标记行为，标记一个时间，使这个时间被承载一个事件。这成为了完全的人类操控的体现。因为在非仪式的事件中，时间仅仅是这个事件的一个属性、一个可以描述的细节罢了。而在仪式中，时间主导了事件的发生，时间确定了这个事件的模样。没有特定的时间，就没有仪式。

仪式由被规定的程序化行为构成——这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仪式程序的确立是人赋予行为含义的结果。这是最深刻的对行为的改造——含义的传达固化了行为本身。为了彰显这些重要的含义，人们选择了最为使人印象深刻的标准——这个标准逐渐成就了仪式的独特美感。这种美感的追求不仅仅存在于仪式程序的安排，也存在于关于构成仪式的每个行为和参与其中的每个行为人的各个细节。经过长时间的挑选，仪式作为了一种固化的历史产物展现在当代人们的面前。但并不是说仪式是一成不变的，例如活人祭品已经被取消，而仪式随着人之美学观念的变化做着不断的细微改进——只是这个进展在不同类型的仪式上各不相同。

将一些典礼简单地叙述为一种法西斯美学的人们可能大多没有意识到，仪式本身是一直是人类文明行为的一部分。法西斯美学并不能因为仪式本身而被确认，它仅仅是仪式的一种登峰造极的美学实现方式。仪式本身并不构成指责的内涵。

法西斯美学并不能做一个简单的概括。但如今却被简单地用作于对一些行为形式的根本反对。但是，正如莱尼·里芬施塔尔的纪录片并不能让我们摒弃纪录片这一形式一样，即使含有法西斯美学的行为形式也不能构成其被反对的绝对条件。法西斯美学引发的注意点应当是为了这个美感的构成是否造成了法西斯式的迫使和这个美学印象是否构成了促使人的顺从的麻痹。

人们对仪式的偏好是持久的，它的根源是人们对被赋予重要含义的事件——成就、遗失或者错误的不断强调。仪式的功能性至今没有出现多少弱化。它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仪式并没有多少消亡的可能性。那么，没有理清对象的批评也将是徒劳的。

23日BBC中文部广播节目和网站改版。

20多年的独立节目《中国丛谈》将会消失。

BBC中文网网站告别了上一代BBC网站的式样，同当前的BBC Homepage, BBC World Service页面风格统一。中文网的地址也从http://www.bbc.co.uk/chinese/ 改为 www.bbc.co.uk/zhongwen/ （所以目前还未被内地屏蔽）。以汉语拼音作为URL只是BBC中文网本地化的一个细节，改版后，每篇新闻下方安排了QQ书签、百度搜藏、开心网、豆瓣推荐，甚至挂掉的饭否的推荐链接。

BBC中文网还增加了几个新的Podcast: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services/podcasts.shtml

专门提供英语教学节目的原BBCChina，早先已改版为BBC英伦网:http://www.bbc.co.uk/ukchina/

(pic via Xinhua News Agency)

《朱镕基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摘录

（1999年4月8日）

记者：我是香港《星岛日报》记者。昨天朱总理的专机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之前7个小时，克林顿总统作了一个对华政策的演讲，他提到1996年3月美国向台湾水域派遣航空母舰的事情，他认为这个事情维护了台海安全。朱总理，你如何看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你认为两岸统一要不要有时间表？你愿意不愿意访问台湾？

朱镕基：关于对台湾的政策、对统一台湾的政策，我们的江泽民主席有着非常明确的声明，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再来说了。

我们从香港回归祖国就可以看到，中国严格地在那个地方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想，全世界的人民都承认这一点。而我们对统一台湾的政策比这个要宽松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允许台湾保留它自己的军队，而且我们也准备让台湾的首脑到中央政府来当副首脑。至于他能不能当正首脑呢？那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想大概没有人会投他的赞成票。

中国政府一再声明，我们尽量用和平的方法来统一台湾，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宣布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宣布的话，那么台湾将从中国永远分离出去。我刚才在克林顿总统的办公室看到了林肯总统的肖像。当年林肯总统为了保持美国的完整，不惜使用武力，我们应该向林肯总统学习。

至于我要不要到台湾去，他们又没向我发邀请，我怎么去？而且，以什么身份去？你帮我想一想。

克林顿：对不起，我想插一句，因为林肯总统的地位好像比我还重要。首先，美国的政策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我每次有机会都会重申，今天我就再次重申。第二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我想大家都会同意的是，台湾和中国大陆过去50年来关系的事实背景和美国南北战争那段时期的历史背景有所不同。我觉得，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除了血缘关系，就是大家都是华人，除了这个关系以外，还有很多可以实现互补的地方，包括经济，但是不仅仅是经济上。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而且我认为，如果总理先生到台湾的话，能够像今天在这儿访问那么幽默，那么有风度，那我认为应该去。

朱镕基：会不会被打得鼻青脸肿呢？

何三畏：读《朱镕基答记者问》有感

这是在2005年TED大会上，Wikipedia（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威尔斯（Jimmy Wales）的演讲——关于维基百科的诞生。

（点击Viewsubtitles选择Chinese (Simplified)可调出中文字幕）

中文译文全文：http://www.tedtochina.com/2009/09/16/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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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irendfeed上分享这个视频之后，白洋（36172417）和我进行了以下的讨论：

维基百科也罢，百度百科也罢，都是免费服务，义务劳动，不保证质量，更没有售后服务， – 36172417

这个演讲恰恰要说明维基百科的质量是可以保证的。光是最近中文维基百科的发展就让我很乐观。 – Dylen

维基这种形式，其实适合新鲜故事，至于太历史、太学术、太古典化的词条，实在不能指望太高。 – 36172417

不赞同。太历史、太学术、太古典化的词条反而已经固化了，质量更有保证。维基的持续快速更新使它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可靠。 - Dylen

理论确实如此，但事实上，高质量的内容往往有版权问题，专家怎么可能闲着无聊持续义务劳动？结果是——必然出现很多以讹传讹的抄袭。 – 36172417

哈哈，那你抱有偏见了。版权的问题倒是别人不注明来源抄维基的事会更多。而很多词条都是专业性词条，都确实是这个专业的从业人员在编写。你看演讲了吗，整个维基基金会就只有一个雇员，其他都是志愿者。不要因为自己不愿意就否定了所有人。其实整个互联网只要有1%-2%的人愿意编写也就足够了。例如我，我就无偿做过音乐方面的翻译等等，这些都是无偿的，因为我喜欢，想要传播这个有价值的信息，我自然会去做。以讹传讹历史上是一直有的，那么更多人参与进来，错误得到改正的机会也就更多，不是吗? – Dylen

那也和行业有关，某些领域，尤其政治，很多人喜欢引用百科，包括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但多数都是转抄人家的文章，所以以讹传讹很严重。我不是否定你们的贡献，其实我自己也有过参与编写的冲动，但事实上，很多资料，如果不是抄袭现成书本，实在支离破碎。所以，百科这样的形式，更适合娱乐休闲以及体育、科技、文教等领域，才真正能够让普罗大众参与进来。维基百科从来都是志愿行为，这个想法，其实很巴比塔(The tower of Babel）。如果不通过与传统媒体的合作，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大量文献的流失，好比《永乐大典》失传后，清朝弄了套《四库全书》，其实是删节版的，很多宝贵资料流失了。志愿者是值得提倡，但如果一个行为刻意排斥商业行为，我实在不太看好它的未来。 - 36172417
整个互联网只要有1%-2%的人愿意编写也就足够——其实关键不是多少人参与，而是真正懂行的人参与，既然要成为大家引用的来源，质量很重要。百度百科那么烂，原因就是太多水贴。现在搜索任何词条，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的排名都已经很高，所以这个质量要求更高才对。而现在参与编写的人，多数只是兴趣，其实是有隐忧的，因为很多读者偷懒，通过百科认识某个词目，这个第一印象搞不好有谬误，影响一生。当然，我不会怀疑兄台你的水平，但别人呢？ - 36172417
百度百科自作聪明，引入积分制度，很多人根本是抄袭文章转帖过去，为了赚那个所谓积分，所以百度百科已死。维基百科完全义务劳动，所以不受这样的无聊奖励制度毒害，也是幸事。 – 36172417

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是不一样的，维基百科编写是不允许大篇幅照搬照抄已有文字的，引述是要注明来源的。不要把在百度百科上的感受套到维基百科上。所以你所说以讹传讹很严重以及支离破碎，这是严重的偏见。要讨论百度百科就专门讨论它，在这里就不要岔开话题了。维基百科为什么不商业化，一个是因为它需要保持中立的原则，更重要的原因是它的运营成本很低，这使其从根本上就不需要商业化。传统媒体合作，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个想法。因为如果维基百科的资料的质量很高，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非传统媒体也好自然会去使用。关于保证质量，我已经说过了，一个是编写者的专业和热情，最艰涩最高深最偏的词条其实更容易保证质量，因为只有从事这个专业的人才有资本来编写；还有一个是众多的参与，使得错误有更多机会被纠正。如果你能否定这两点的话我期待你的高见。 – Dylen

维基百科编写是不允许大篇幅照搬照抄已有文字的，引述是要注明来源——但事实上，多数人也就是引用网文的水平，这个是编写者的水平问题决定，也是因为多数文献根本没有上网，比如我在博客引用了汪精卫的词条，其实它本身也是大段引用别的网文，——因为归根到底，谁都可以参与编写，而业内人士未必就参与，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这个无可避免。而且无论维基百科也好，百度百科也好，技术上都是一种事物，我也是看谁编写的好才决定引用谁的东西，但可惜2者都不能够让人满意。 - 36172417
而且，既然百科要成为一种跨国界、跨种族的行为，本身应该有官方的参与制作，因为无论如何，多数资料、文献，都是内部资料，普通人甚至难得一见。 - 36172417
实话说，对网络百科全书的引用，多数是业外人的行为，反倒业内人士少光顾，因为有相应的学术基础，有自己的文献资料库。而业外人隔行如隔山，最难分辨谁是对谁是错。 - 36172417
我不是否定百科这个形式，但事实上，无论百度百科还是维基百科，现在的影响力已经很大，而群众是容易盲从的。 - 36172417
最艰涩最高深最偏的词条其实更容易保证质量，因为只有从事这个专业的人才有资本来编写——其实未必，并非每一个编写者都足够严谨。 - 36172417
众多的参与，使得错误有更多机会被纠正——这个倒是优点，但我担心的是，如果他们第一次引用的内容有错，即使后来修改过来，这个错误印象，也是影响终生的。 - 36172417
实话说，编写者的文字表达能力，以及治学精神，是很难克服的。 – 36172417

文献没有上网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编写者能利用到就行。汪精卫词条请你指出哪里是大段引用了? 另外这样的现象是在维基百科的大部分词条出现了吗(请注意这里讨论的维基百科不仅仅是指一个语言的维基百科)? 业内人士很少光顾这又源自于误解了。业内人士当然不会用维基百科来做研究做论文，因为不用说网络百科全书了，就是纸质百科全书的目的也仅仅是作为知识的参考罢了。这种对百科全书用途的误解大概现在很普遍? 群众的盲从，这有什么关系。群众不是一向是这样么。我觉得这方面的担心是多余了。关于错误印象更不必多虑了，我们从小被灌输了多少错误的观念，现在不都被我们自己推翻了么。编写者的文字表达能力，以及治学精神。。。这都是个人问题。而这个百科全书恰恰不是一个人在编写的。你所有对个人缺陷的担心在我看来都能在群体协作中得到弥补。 – Dylen

文献没有上网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编写者能利用到就行——事实上，很难利用到，这个是实情。 - 36172417
应该是传统文献先上网，建构一个框架，然后众人补充完整，我认为这样才合理。 – 36172417

你的思考是只局限于历史方面吗? 并不是所有存在的文献都需要利用，如果一个词条的编写要看遍所有公开或非公开的文献，这是浪费时间的。传统文献上网，那么众人需要快速了解一个事物看什么?看所有文献?谁有这个精力? 挑着看，那么文献本身的立场如何分辨? 这不是百科全书该干的事。这是图书数字化的事，不要混淆了。维基基金会其实也做文献上网的事，叫做维基文库。 - Dylen
维基基金会把两者分开是对的。百科全书跟文献上网，这是两码事。 – Dylen

嗯，你怎么看？

首都女记协“纪念国庆60周年演讲大赛”特等奖作品。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北京西藏。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个旅店里头。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那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的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来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处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讲的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能够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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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永   2005年1月

刚回到国内没几天就接到党委书记转告“有关部门”对我的警告，说不准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否则可能会被学校解聘甚至失去人身自由。我问，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做什么违法的事情了吗？我没有任何激进的想法，从来都是主张渐进地推动社会进步，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尽一个公民的责任而已。新的一年我可以更低调，但有的事情，我不能不做。除了学术研究和未结的南方都市报案以外，我目前只打算参与一个案件，就是承德陈国清等人历经十年的冤案。如果没有人帮他们，这四个曾经被判过五次死刑的无辜的年轻人将在监狱里度过冤屈的一生。为什么就不能帮他们？请给个理由！

你帮助他们，图个什么？难道就没有别的动机？书记转述别人的疑问。是啊，你不好好写论文评职称混官职挣大钱，却要经常帮助那些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帮别人打官司还不要钱，你什么动机？是啊，你想学雷锋啊，你什么动机？！

你有什么动机？我也经常反问自己。尽管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逻辑背后一个很变态的问题，我仍然有必要认真思考认真回答。我能想到的唯一自私的动机是，我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当收容遣送制度宣布废止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当孙大午走出牢狱我们拥抱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当我和陈国清他们的家人拉扯了很长时间终于拒绝他们硬塞我的钱时，我是幸福的；当这四名沉冤十多年的中国公民最终获得公正走出监狱和家人拥抱的那一刻，我将是幸福的。如果有一天我的祖国像很多很多现代国家一样充满公正和谐，而我曾经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曾有过哪怕一点点贡献，我会是幸福的；是的，我在追求着自己的幸福，帮助更多的人能让我感到幸福。

为了自己更大的幸福，我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作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因此我的行为必须有所取舍。我总是渴望通过一个个案帮助很多人，所以必须选择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个案，当然，这意味着我很多次很快愧疚地拒绝那些渴望帮助的人。我总是渴望通过一个研究报告能为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必须做最前沿的课题研究。我总是渴望通过建立在个案之上的一些现代理念或制度得到推广，所以必须有媒体的帮助。如果为了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更多的事情必须具备某种影响力的话，我不会拒绝，具备影响力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责任，是必须承担的责任。

如果有人非要说这就是政治的话，我不会逃避。你有什么政治目的？这是一种很怪异的猜疑。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帝王将相们为了个人权力不择手段，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不会在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会在乎在和平年代里数千万人饿死，政治成了阴谋、邪恶的代名词，这真是中国人的不幸。我梦想的中国是一个自由公正的国家，它应该有一种制度，以保证政治家是一群把为公众谋福利当成自己事业的人，至少，那些为自己私欲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不能在这片土地上以胜利者的姿态趾高气扬。我无意追求权力，我只是不会逃避责任而已。如果有一天，政治这个词不再意味着残暴的权谋，而是意味着为公众谋福利，意味着道德和良知，那我不会拒绝政治。但是今天，如果有人说我的行为是在为政治目的同时又把政治理解为阴谋和权术，那我必须声明我所从事的不是政治。

把自己大量时间用来做社会公益事业，这并不是说我比别人更崇高，这只是一个人的天性而已。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幸福。我没有能力成为一个艺术家给社会带来艺术的美，没有能力成为一个企业家挣得巨额物质财富捐献给社会，没有能力成为一个科学家去解决人类面临的科学难题，没有能力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带给社会新的思想，我甚至也没有能力成为一个不闻世事默默无闻只照顾自己家庭幸福的人，因为面对不公正的时候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愤怒和悲哀。在人生旅途中，我已逐渐放弃了很多很多梦想，但我没有学会沉默。今天，我最大的幸福就在于辛勤工作通过个案或者研究推动社会进步给更多的中国人带来尊严和幸福。或许，应该反过来说，如果我不那样做心里就不快乐，看到那些残酷的不公正我就会感到痛苦。这是我的天命，为了幸福，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避免痛苦，避免自己的痛苦，我必须努力工作，努力帮助那些遭受不幸的同胞。

帮助别人是一种幸福。比尔盖茨每年给非洲的儿童捐助他是幸福的，克林顿退休以后住在美国的黑人区他是幸福的，一个孩子扶一个盲人过马路的时候他们都是幸福的。幸福可以无限分享，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都有这样的渴望。相反，那些逃避责任的甚至主动给别人制造苦难的人，内心深处一定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最终不会得到幸福。我相信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并且愿意和很多很多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一样，成为一个忠实的实践者，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你什么动机？在一个道德被权力严重败坏的时代，权势者对一个真诚从事公益事业的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并不令人感到吃惊。而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面对这无论多么荒诞的问题，都有必要认真回答。生在中国是一种不幸，有太多的事情让人痛苦和难过；生在中国也是一种幸福，每天都可以看到改变，看到新的希望。我渴望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并将为此付出一生的努力，我没有在理想主义旗帜的背后埋藏任何阴谋。我顺应天命，忠于良知，追求自己的幸福，如果说，我在追求自己幸福的过程中，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带来了幸福，我愿意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份感动。

因为有你们在，我永不放弃
许志永   2005年10月7日

（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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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开放翻译计划中文进展一览表：http://otp.tedtochina.com

TED简介：http://dylennewman.spaces.live.com/blog/cns!14622A58C9309122!5561.entry

当看到最后各坐一边的父母和孩子分别举手回答柴静的问题时，我流泪了。

这个足够荒谬的现实故事也足够戳穿一切粉饰的手段，带给我们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即使是对亲生骨肉，人也能丧失基本的道德底线。其实，人们都习惯于看到或接受这样的不良教育：以胁迫和惩罚造成对痛苦的恐惧，从而达到一切顺从的目的。但很久以来，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刑罚——不论程度是否如治疗“网瘾”采取电击这么严重。我不想过多谈论“网瘾”，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这个词和定义本身是不成立的。

我想问：究竟是什么令人忽视了其行为的本质？

是唯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了达到被认为是好的目的和结果而忽视对行为过程进行考量——的思维模式。

当柴静问到家长：“我们也听到有一种议论，他们认识说父母这样让孩子去接受（电击）治疗的话，是不人道的。你们怎么看？”家长回答：“不是。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啊。”另一个家长插话说：“我觉得这才是人道，把孩子救好了，变好了，变精神了，这不是人道，这是什么？”

家长们甚至推卸道：“让孩子逼得走投无路。”家长们甚至哭诉道：“我们连死的心都有。真的是想死了，死了就是一种解脱。”家长们甚至反问道：“那有什么好手段？谁有什么好手段，拿来。”这样的思维，从根本来说是一种责任的推卸。父母推卸了自己造成孩子现状的责任，而把逼迫孩子接受电击治疗作为一种无奈之举和唯一的选择。

我想起了在看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摘录的一段话：

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周围有多少正常人会愿意接受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即付出缩短寿命的代价，确保完成他们的一切事业梦想。极权主义宣传，甚至是某些极权主义机构，符合了新的无家可归群众的需求，但是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如果他们进一步受到失业的经常威胁，会高兴地默许一种“人口政策”，其中包括定期消灭多余的人，又有多少人一旦掌握了逐步承受现代生活重担的能力，会乐于和一种制度保持一致，自发地消除责任感。

我再次引述这段话，做出提醒：自发地消除责任感是极其危险的。它可以导致人们顺从地选择任何手段来达到任何目的。因为最后他们可以不需要承担责任。家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孩子被电击致残致死，怕是也不会有内疚之情。仅仅因为电击是他们无奈和唯一的选择。这是多么可怕！

这个极其恐怖和令人发指的个例究竟能警醒多少人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我希望是更多。因为这不但仅仅关系到一些未成年人的福利和尊严，也关系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价值观。每个对此表示麻木和认可的人都将是极权主义存在的基石。

如果一个人消除了其责任感，那他/她也不配、不会有任何权利。

当节目的最后，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在面对柴静的问题时，做出了他们内心真实的回答。我也不知道，是为这个打破荒谬的真实场面而感动，还是为个人只有在法不责众的情况下才能鼓起勇气实现自己的话语权，从而承担起一点点的话语责任而感到悲哀。

今天看到下面这一篇新闻：

广岛原子弹幸存钢琴续弹和平之音

2009年 8月 12日 星期三 16:00 BJ

路透东京8月12日电(记者 Hyun Oh)---一架在广岛原子弹轰炸中奇迹幸存的钢琴明年将被运往纽约，纪念911事件九周年。这架钢琴已有77年历史，并已成为和平的象征。

1945年8月6日当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时，这架雅马哈直立式钢琴就在爆炸范围内。现在钢琴表面依然可见被辐射的痕迹，玻璃碎片也永远地嵌在了黑色琴漆里。

Mitsunori Yagawa将这架钢琴进行了修复，并带着它在全国和平音乐会上演出，他说：“广岛原子弹爆炸期间，爆炸中心两公里以内的一切全部化为乌有。这架钢琴就在这个范围内，但却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

Yagawa告诉路透：“我计划明年将钢琴带到纽约，刚好可以在纪念911事件的同时呼吁大家反对原子弹，珍惜世界和平。”

Yagawa的父亲是爆炸辐射的受害者，这促使Yagawa举办了这些音乐会，希望年轻一代能够铭记和平的宝贵。

2005年他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中在该架钢琴上举办了首场音乐会。

周日是长崎原子弹爆炸64周年纪念日，日本知名作曲家、钢琴演奏家谷川贤作(Kansaku Tanikawa)将在东京的纪念活动上弹奏此架已斑驳褪色的钢琴。

Tanikawa非常赞叹钢琴的音质，说：“钢琴音质非常棒，很难想象曾被原子弹破坏过。”

查了下资料，这架雅马哈立式钢琴1932年制作。也找到了一些它的照片：

 

钢琴的制造编号：18209

全身

因为键盘是象牙的，所以没有在核爆的高温下融化

被爆裂的玻璃打伤的痕迹

两根在核爆中断裂的琴弦后来被替换了

而在幸存的钢琴的另一面却是痛苦的印记——71379位平民的罹难。

新闻来源 图片来源

这是全球著名创造力研究专家Sir Ken Robinson在2006年TED大会的演讲。英式，幽默，又发人深省。

感谢扫雷组的工作，他们正在给一些TED大会的精彩演讲配上中文字幕。点击这里是他们的工作成果。

也可以在TED的Talks页面选择观看带有中文字幕的视频：http://www.ted.com/talks

而TED大会——从维基百科摘要一下——是由里查德·沃曼在1984年发起的。TED是一个缩写，它代表科技（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与设计（design）。2002年起，Chris Anderson创立的非盈利机构种子基金会（The Sapling Foundation）接管运行TED大会。每年的TED大会汇集众多科学家、设计师、文学家、音乐家等领域的杰出人物，分享他们关于科技、社会、人的思考和探索。

今年的TED大会已经开始，TEDtoChina（TED中国粉丝团）在twitter上搭建了直播平台：http://twitter.com/tedtochina 。

另外在译言，也有TED演讲录小组（http://www.yeeyan.com/groups/show/ted）专门将TED大会上的演讲翻译成中文文本。

TED:  Ideas worth spreading

今天早上醒过来，想想自己已经21岁了。如果按照50岁辞世的古尔德的生涯来说，已经过掉小半辈子了。

古尔德的传记在北京看完了，现在又在看苏珊·桑塔格的传记。两本书都提到了传主童年的最早记忆。好吧， 那我也想想我的。

我最早的记忆应该是电梯。祖父和父亲所在的国营大厂如同全国各地的国营大厂一样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所托儿所也包含其中。我大约就是从那儿开始接受公共教育的吧。托儿所在厂内一幢高大建筑的顶楼，每次去都是坐电梯上去。在我的记忆里，只是站着面对紧闭的绿色电梯门，奇怪的是，我的视角并不是仰视，而是俯视，可能，我当时被谁抱着——我也不记得是谁了——我却记得电梯门。

但是，在电梯里的情形我是一丝也记不得了。到了顶楼的托儿所，我也只是记得木质地板，木质的带高高围栏（可能小孩子觉得真是高了）的小床。我一直知道托儿所的阿姨都很喜欢我——大概是因为我很少吵闹——有一位甚至送了我一辆大大的敞篷玩具车，而我却记不得她们任何人的面孔。

还有一段记忆，理论上可能更早，但我觉得不太可能。那就是电视画面上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式。朝鲜民族服装、阿里郎、手拉手等等。但1988年我才出生，应该不会记得的是现场直播的画面吧。大约是以后电视里的重播。那时候中央电视台就两个频道，电视上的标志就是“中央电视台”五个字。我记得清的是当电视台没节目也没广告的时候就放“请您欣赏”——一般都是黄山风景之类。我到现在还没去过黄山。好在我们家好像晚上不看《新闻联播》，哈哈。

当时，我们家在蘇州葑门的一幢老公寓楼的顶楼。我记得房间里铺满了红地毯，呃，应该不是很奢侈的那种。墙壁上贴满了白底粉红圆点的墙纸。唉，我好喜欢。有一天，我跟母亲看到阳台楼下停了一辆漂亮的蓝色的小汽车，嗯，比这个博客背景的颜色亮一点吧。我对母亲说，长大了给你买一辆一样的。哈，真是天大的历史包袱。

曾经的一篇《记忆中的生活》

今天早上在twitter上推了一句：

在看《一虎一席谈》请到王兴那次的节目，现场有一女大学生发言说“大学生的时间是很宝贵的”。。。顿时觉得看这个节目真是浪费我宝贵的大学生时间。

被Heidi同学RT并加了句：

为什么每次“女大学生”这个词出现都几乎代表SB……

先说下，是因为那位现场观众头一句就是自报“我是一名大学生”，我才会用“女大学生”这个词。这个词引发了Heidi同学的慨叹，那就是为什么“女大学生”这个词已经在我们的文字传播中成为了一种带有暗示的描述？一旦是关于“女大学生”的，这个消息就一定是我们心知肚明的那样一类消息。Heidi对此有详细的描述：http://lostheidi.com/female-student/

相对于“女大学生”的“男大学生”却并没有相似固化的印象。甚至，“男大学生”这个词并不被频繁地使用。

为什么我在写下twitter消息的时候下意识地在大学生前面加上了“女”字？这是大部分人也是我习以为常的行为。在媒体的传播中，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会被标注一下，标明她的性别。而遇到男性，几乎从来不会标注他的性别。如同Heidi说的“那么多做了种种令人发指行文的‘男大学生’……他们代表的不再是‘男大学生’，而是所有‘大学生’了。”这是对的。

我们的日常话语中深刻地受着媒体的影响。男性作为默认属性；而女性作为了一种需要时时注明的特例。

“女大学生”这个词产生一种特殊含义，也同媒体默认了其受众是男性——而不是默认其受众大多数是男性——有关。对于异性的消息会吸引异性的眼球。媒体为了吸引其默认的受众，选材必然会有偏向。我想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媒体的从业人员以男性为主的现实所导致的结果。媒体既然如此，耳濡目染的大众们也就习惯于这样的状况了。但这样的状况正是一种性别歧视的状况。

我又想起另一个例子。早前在豆瓣的苏珊·桑塔格小组，在一个贴子里我说“看（苏珊·桑塔格的书）的时候从没想过她是女人”。于是有人指责我有性别歧视。其实我觉得她对读者是这样期望的。继续有人跟贴问道：“有些时候会不清楚究竟是拿性别的眼光看待她是性别歧视那，还是不拿性别的眼光看待她才是性别歧视？”

这个问题我也没法给出完满的解答。

在这个例子中，我的回答是，苏珊·桑塔格的成就同她的性别并没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该去强调她作为一个女性的身份。而她在工作和写作中，也并不曾强调自己的性别。同样的，在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些著名文论里我们也能看到她对于作家和女性身份的观点，那就是不应当去强调自身的性别。而她们希望读者也不是。在这一点上，消除女性标签的特殊性，即不拿性别的眼光看待她们，才是抛弃了性别歧视。

在此，女性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应该被强调，女性作为一个女性而存在应该被忽视。

最后要说的是，女性自身必须要意识到现实中被歧视的状况。我很佩服Heidi能够发现这一点，并能引发我的一些思考。但是这样的女性似乎还是少了。女性如果对这些关于女性的表述感到被冒犯，我很浅薄地建议她们应该试试去故意地表述男性——多多使用“男大学生”这类词。

当然，最根源的解答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意识地摆脱目前这种无意识却是刻意地对女性的表述。

图片来源：豆瓣奈何年华老去活动页面

翻到了曾经看到的一段，来源已经不清：

1954年9月，当她和丈夫结婚的时候，他千里迢迢赶来，参加了他的婚礼。其实，她的丈夫，也是他后来给介绍的，是他的好朋友。他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是一枚蝴蝶胸针。

1993年1月20日，63岁的她在睡梦中飞走了。而他来了，他来看她最后一眼，他心中那个永远娇小迷人、眼睛里总是盛满了忧伤的女孩。

2003年4月24日，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她生前衣物、首饰慈善义卖活动。那天，87岁高龄的他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前去买回了那枚陪伴了她近40年的胸针――那一年他送给她的蝴蝶胸针，现在它温暖着他的胸膛。

2003年6月12日凌晨，在赫本逝世十周年纪念邮票发行的第二天，87岁的他也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在看见天国的时候，他是否也同时看见了他的天使？但愿天堂里，每天都是“罗马假日”。

我注意到今天，不是因为有什么不能公开言说的缘由——那些会被定性为阴谋的缘由。而是因为，作为一个人，我本能地站在真相和良知的一边。无论用何种借口都无法证实这一种谎言和掩饰的合理性。如果二十年前死去的人，那些无辜死去的人们知道现在的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也是无颜面对他们的。我们不该仅仅去仇恨制造死亡的这个构造——我认识到它其实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单独的人所能主导的，每个人都是这个构造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构造而存活而有意义，于是每个人都会去维护这个构造——而是，应当，努力在每个人的懦弱的夹缝中寻找到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存在的基石，这个基石指向所有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标签——虽然在几十年来的文本使用中逐渐变化了模样，但好在它们仅仅是标签罢了——所要描述的东西。二十年来，这个日子总是能够，拨开那些陈旧纷扰的标签，提醒我们那些东西是什么。

我总是去让自己相信，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会选择做出改变。现在我知道了，这个改变不是我们能够坐等其成的。每个人意识到这个改变的方向都要从改变自身开始做起。把那些东西融化到自己的日常行为之中去，然后影响周边的人们。我在这里相信，那些东西是人的本性使然，随着周围的人逐渐的改变，一个人会很容易而主动地改变自身。我们从一件件事开始做起，从一个个人开始转变。这对于人生尺度而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不是需要每个人都挺身而出的事情，大多数有时候我们只需要做到保持关注，保持思考，传播信息。首先要使每个人看到更多，然后我们都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哪怕是极其细小的念想也是宝贵的——这是那个用谎言来维持威信的构造最害怕的。有限的信息制造恐惧所产生的依赖感是大多数人都抗拒不了的。让信息尽可能的多源和丰富是打破这个控制的最好途径。

而这个日子恰恰是被这个构造最想要控制的。所以这个日子的被牢记，是有必要的。

最后，我想说，我一直无法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这是发生在我出生后的事情。

文本终究因什么样的原因令我们着迷？我想起韩寒所认为文笔第一的观念。文笔是组织语言的方式，它会引导一个文本至于有趣还是无趣。但它是有趣与否的根源么？文本所要表达的内容现在究竟是否像我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那样重要？

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我们可以横向地看到其他艺术领域——绘画、装置、录像、音乐等等——在最近几十年里发展出的新的感受——这种感受不从意义和内涵出发，由形式上的美构造而成。而有人说，在文学上也在经历这样的变化。可是就我的阅读经历来说，我更偏好那些讲出一些什么的东西来的文本——通常似乎是艰涩的。虽然一些文本如此艰涩以至于有人觉得无法下读，但对来我说从中知道些什么、明白些什么、长进些什么所带来的趣味更让我兴奋。那么，那些艰涩文本对我来说就是极其有趣的。我相信会有很多人是专注于文本形式——文笔的趣味的，但人们的趣味差别之大以至于有趣与否不能作为一个标准去衡量文本的价值。有人偏好叙事文本的有趣，有人偏好思考文本的有趣，有人偏好诗歌文本的有趣，人们在各个类别的文本里的趣味也不尽相同。趣味如何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文本的价值呢？

所以，我还是回了过去，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文本说出了一些什么，那它应该是会被认为有趣的。这个说出了一些什么，被称为内容。而这个有趣是内容的趣味。

我想要弄明白趣味究竟对文本什么，结果趣味本身竟也像文本本身一样被分离了。

通常来说，创作者是有赋予文本趣味的企图的。从这些创作者的角度来看，文本都是有趣的，区别是浅薄还是意味深长——也能说是是否易于被读者发现——这是对读者理解力的挑战。读者不应该去抱怨，而应接受这样的挑战。因为文本的趣味是作者自由表达的产物。作者也不应奢望有多少人发现他们作品的趣味，专注于有趣地表达有趣的东西即可。由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逃离纷争的办法，就是避开这讨论，只是做好各自的角色继续去寻找、感受或是构思、创造文本的趣味。

毕竟，艺术是为艺术还是为生活，似乎是20世纪才开始的闲聊罢了。

“为什么我在此处？”“为什么我的周围被如此一群人包围？”“为什么和我类似的人却与我不同——不同地，不同时？”……有人提出这些问题，展示出一种不甘。

我通常以为这种不甘是普遍的，它是那些抑郁的种子散落其间。它导致一些附会，一些焦躁，一些刻意，一些造作。而这些产物皆被明显地打上标签。这个标签被称为：不真诚。

不真诚，不诚实，撒谎，虚假……从对好品质的反义描述我们一直可以找到坏的尽头——邪恶。然后，这种思维模式被人们欣然带上“逻辑”的帽子以示其合理性。

我在此要说的是，这样不计检查的定性是危险的。它分离人群，制造异己，由此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对于带有不甘情绪的人——尽管我认为这是指所有人的，所以我是在对自认没有不甘情绪而高高在上的人做呼吁——来说，这样的环境是危险的。他可以选择放弃这种情绪安分守己地停留在自己的位置上，但总是有一群人要不相信现实是不可变更的。他们的手段、方式被这种改变的意念控制，而控制正是人为的和造作的。但关于人们之间的区别，我不认为是甘与不甘的区别，而是由不甘导致的行为是优雅还是拙劣的区别。优雅者的行为我们如此赞赏——例如艺术领域，人们不会过分纠结——甚至赞赏其出发点；而拙劣的行为——通常是日常的琐碎的，却引发人们对其企图的大加鄙夷。以至于最后，我们攻击的竟然是不甘这种情绪。

我要做出这一提醒：不甘情绪是产生进步的。人们对其所在环境的疑问，人们通过对他人和社会的认知所产生的关于自身的疑问是应当得到理解的，对于这类情绪所引发的行为也理所应当地去理解。没有人有权泯灭他人寻求改善自身位置的权利。所以对于那些显得拙劣的行为，人们不该指责其目的而浇灭他们的念想，而应当就此告诉他们，真诚地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行为。

这是我的不甘——对不甘者所遭遇的冷漠现实的不甘。

一旦我有宿命感了，我就用文字去戳破它。

我从来不相信宿命——当然，这个词可以替换为命运，甚至是家庭背景、性格使然之类的中性词汇——是选择不想去相信。例如对待科学主义——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人类能了解一切谜题的宿命论——我从来加以鄙夷。而对于我们自身，我也不相信每个人都有其不可超越的宿命。而我从现实中看到的是，有人被漠视，有人背负着不公平的包袱，有人不得不和自己所爱的人离别。这些现实并没有使我成为坚持宿命论的一分子，反而愈发使我悲天悯人。

我选择去相信，相信这不是天命，相信这些是能够得到改变的，只要我们想要。相信每个人能够从身边做起，从一件件事开始做起。相信你所相信的理念，开始行动。行动并不一定是庞大的、繁杂的、隆重的，它可以是对一件小事默默地重复和坚持，不害怕，不迟疑，之后，它会实现的。这个，我叫它希望。

而我所相信的，使我真诚地面对我所珍视的人，倾听他们的话语，鼓励所有渐渐相信宿命而放弃自我选择的人，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因。写作对我来说不是哼哼唧唧的事，我希望自己的字给自己希望、幻想、坚持，也给别人一个坐标，看到，也有人这么想过，这么去抗争过，或许失败，或许成功，但它存在过。